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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北上广深，是许多人对于“大城市”认知的代名词，在建筑学层面上也是如此。
然而，相比于北京、上海、深圳密集亮相的建筑作品或频繁的建筑活动，以务实著称的广州却很少出现于媒体面前。
出于对广州建筑生态的好奇，我们策划了这个小专题。本认为这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专题，没想到最终变成一套高难度“动作”。我们先后确定了20余位采访对象，包括政府官员、建筑师、开发商等等，但在采访开始后，一部分被访者听到问题就表示不方便谈，又有一部分在采访结束后决定不作发表……于是这一稿件经过一个多月的数次修改，变成现在的样子。
“呈现今日中国建筑现场”是有方的期许，也是这一专题的策划动机。虽然稿件最终效果大打折扣，我们还是决定发布，因为我们想了解广州，或者读者也和我们一样。
关于广州建筑生态，你有任何看法，都可以在后台留言，或邮件和我们联系：media@archiposition.com
当局者说
备注：以下呈现先后顺序，按受访者姓名音序排列。
我2012年本科毕业后去了美国深造，前后都在深圳实习和工作过，2017年选择回到广州独立执业，同时回到广州一些院校里面参与教学，处于研究和实践同时进行的状态。现在，我一边做一些委托的项目，一边参加不受区域限制的国际竞赛。行业对于年轻人有着许多的壁垒，但做竞赛时完全是自我的发挥和能量的释放，尽管会很累却让我很享受，这也是为何我在广州执业却依然坚持做国际竞赛的缘由之一。2013年我曾赢下一个意大利概念竞赛CityVision，当时的评委是西班牙建筑师Alejandro Zaera-Polo。后来我曾在他的美国事务所工作过一段时间，参与了不少国际竞赛。再往后2016年，我参加立陶宛国家科技馆竞赛时和他同台竞技，我赢下竞赛时他还鼓励我坚持独立实践。这是一段很神奇的人生经历，一种不断学习和输出的状态。
在北上广深里，广州的独立事务所会少一些，发出的声音也更小些，这对于事务所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为挑战广州已有的甲方模式，让对方认同作为年轻建筑师的自己的设计，独立建筑师需要更执着一些，为年轻的学生们树立榜样，让他们有动力和激情加入建筑设计行业，才会让广州的建筑圈更有爆发力。
我出生在北方，而后成长在广州。2012年从华工本科毕业后，去了美国攻读硕士并工作了一段时间，去年回来和朋友一起在广州独立开业。
在选择哪所城市这一话题上，我认为建筑师应该是主动的，而不是先讨论市场或政策，不是先考虑甲方在哪里。对各地市场不去做选择，也是一种主动，在被定义为“广州建筑师”或是“深圳建筑师”之前，先定义自己。
广州有华南理工建筑学院，这是广州与深圳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差别。在种种关于两地设计市场的比对中，华工建筑学院的存在应该能为广州扳回一城。如果没有，那我们华工人就该反思。建筑学院和它的那座城，应该是美好的关系。
从城市的发展阶段来看，广州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已经建立起了非常明确的城市价值，处于修修补补、敲敲打打的阶段，相对已经固化。而深圳目前仍处于一个确定自己城市价值的过程中，它需要非常多的好建筑。
建筑设计与经济、文化、各种社会活动息息相关，它是一个延展的行为。从这个层面上看，广州是一座丰富的、有着许多可能性的城市，传统与当代在这里有着许多的转化与可能性。我在广州居住与工作超过十年，并且依然乐此不疲。地产的压力会给设计带来非常多的困惑与制约，使得我们的建筑实践并不仅仅局限于广州城市里面。广州非常特别的一点，在于它与周边的佛山、中山、清远等城（镇）之间的多层次城乡关系——珠三角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都市圈，全球化的种种日常在这里交织上演。与北京的六环之内或者上海的大区之间的关系非常不同，珠三角的城（镇）非常独特地存在着，保留了很不一样的在地文化。目前，大部分的建筑师仍然缺少对这片土地及文化的解读，缺少对在地独特的城乡结构的研究，也还没有从中提炼出有效的理论和设计思路。
广州是一座非常务实的城市。在这座城市里，建筑设计与城市开发、经济结合得非常紧密，许多建筑师也跟经济活动、地产活动捆绑得很紧，研究性的机构偏少。务实的广州，在设计媒体层面上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相比于北京、上海或者深圳，展览、论坛等活动会少一些。但我觉得这也未必是坏事，因为过多的仪式化的东西，却也会在另一个层面上将建筑师与经济活动捆绑在一起；务实低调的城市环境，却也给了建筑师非常独立的创作空间。
作为国内最早对外开放的一批城市，广州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0年代至1980年代初，借力于当时的体制政策，出现了白云宾馆、白天鹅宾馆等非常有价值的建筑实践。当时的建筑师还没有完全走向市场，设计院仍然在一种精英的氛围下实践，作品里不难看到建筑学与传统地域文化的关联探索。再往后，在全球化的迅猛态势下，广州的建筑设计领域被地产思维强力捆绑，对于本地设计机构的要求往往局限于非常快速、现实的经济转化。当需要在文化等层面上更出色时，许多业主会首选境外设计事务所或者本地域以外的设计单位，外来的设计与本地设计力量之间出现了非常巨大的隔阂。此外，近些年固有的经济模式激发出来的能量减弱，想要延续1970年代与1980年代初的探讨，难度非常大。
在过去很长时间里，许多地产项目或公建被大型的设计机构把持垄断，民营建筑师或独立建筑师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近年来，垄断的局面开始有所松动——出现了许多小型的改造、文化空间等实践；而地产开发的大项目里，因为过于标准化的设计缺乏个性的需求，近年来出现了二次更新甚至三次的内容转化，也给予了独立建筑师越来越多的机会。
在广州，建筑师之间的交流很少。一方面，它与这座城市重商的文化有关，大家更倾向于埋头苦干、讲究现实的事情，形而上的讨论相对欠缺。另一方面，独立性的缺失也造成了交流很难进一步展开。从独立性的数量与密度上，北京上海，甚至深圳也要比广州多得多。在我看来，只有足够的独立才能引发更自由和创造性的讨论。如果不够独立，所有的话语交流的源发点和基础，更多的还是从某种机构化，从某种旧有的关系网络里去思考问题。唯有独立才能具有一定的批判性。批判性除了针对市场，也会针对学科本身。
近年来，主要在媒体的影响下，越来越多本地年轻建筑学生和建筑师乐于离开本地到北上深等地求职和实践，在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阅历当然有助于跨文化和思想的融合，但同时从某种层面上讲也会失去不少机会，缺少对本土的深耕和挖掘，也就失去建立自身独特建筑身份和思考的可能。
广州有着众多的建筑高校资源。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建筑学教育的许多探讨在于如何满足市场上一些基本的规划或建造的需要，很少一部分才是市场之外的东西，近年来有了不少变化。越来越多学生自发地走出去看，与国内外院校的交流也越来越多。
最近几年，广州的建筑设计市场，在自上而下的层面上并没有大的变化，而独立机构与事务所，让人看到了一些变化——越来越多的小型独立设计机构涌现，在实践之外以展览、讨论交流等方式关注不同议题。如果将不同事务所的展现累积起来，我们能开始模糊地看到一个相对多元的图景。
无论是象牙塔还是独立机构，皆出现了好的苗头和迹象，但它们目前还不能汇聚成为更响亮、更具体的宣言。如果要汇集成为某种独特的学术见解，广州的建筑师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
在广州，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是包容的粤文化，建筑师会更加轻松，大家不会干涉别人做的事情，即便是在大街小巷，也同样有着不刻意为之的民间活力；在深圳，理想主义色彩的举动会更多一些。不过，深圳的许多状态，也不一定特别的理想。以招投标为例，深圳地区的评委、组织方很负责，制度也相对透明，但近年来也存在暗流涌动的现象，很难下定论。从短期来看，可能很难看出“大家不一定会管你”的好处；从长远来看，深圳的一些精英追求的许多东西，却已经在广州这边落地实现，比如大街小巷不刻意为之的民间活力。
我2005年从华工毕业后，前往香港工作了3年，之后回来广州工作。据我了解，广州的事务所与深圳的事务所在设计费上的差异，早在十年前就已经存在——当时深圳的设计费已经比广州高了，这点很让人心寒。我在香港跟进内地的项目时，交流时会听甲方说“哦，从深圳来的建筑师”，意思是深圳的更高大上。当同样水平的广深两家事务所摆在一起时，如果要选择性价比，他们会选择广州那家，如果要高大上，他们会选择深圳那家。广州的一些本土设计师，甚至会跑去深圳注册公司。他们宁可在深圳注册，也不愿拿广州的牌子。这跟十多年前，深圳的公司跑去香港注册一个牌子，是同一个道理。
在广州，许多传统的设计大院和上世纪90年代发家的民营企业也把圈层给覆盖了，留给2000年后起步的事务所机会很少。
在当下，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打开自己，不封闭，多与人交流，就像民国时期佛山开武馆的叶问等，在大环境艰难的时候，建筑师更要相互切磋交流。欣慰的是，近年来的广州，无论在建筑高校还是在独立建筑机构方面都有了许多变化，让人看到了良性的运转，但速度还要更快一些。
许多建筑师认为，广州的业主过于保守而不愿意接受新的设计。在广州，许多业主做决策时会更看重经济效益，建筑师与其选择抱怨，更应该做的是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专业度，在造价范围内进行新的尝试，主动地跨出这一步。每个开发商都会非常在意建筑师在专业上的建议，没有一个开发商是笨蛋。
广州的建筑师与市场捆绑得太厉害的说法，我并不是很赞同。从中立的角度看，广州的房地产发展，对于国内居住建筑的发展带来了许多积极的影响。相比之下，当下的许多媒体和建筑师太有“文青属性”，对于商业建筑会有一种天然的抗拒感。当今的媒体更愿意报道一个幼儿园，而非一个商业建筑。这样的做法是有问题的，因为事实上，在人们的生活里大量存在的仍然是居住建筑和商业建筑。
商业建筑更新迭代的速度很快，相比于公共建筑在成本等方面有着更多的限制。广州是一座带有非常强烈商业属性的城市，但我觉得这对于建筑师来说并不一定是坏事。近几年出现了新型书店、花店等许多新兴的业态，本质上也是商业的它们，为许多独立的建筑师带来了非常丰富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正处于城市更新阶段的广州，有非常多的改造项目，对于许多建筑师来说也是很好的源发点—— 一个是商业，一个是改造，这两个有可能会在广州形成自己的特点。
在开放度方面，深圳确实要比广州突出一些，我认为这是大政策背景下导向的结果——因为深圳有很多的决策可以特殊化处理，但广州没办法做到，因为它做的很多事情需要作为广东全省的标杆。在设计力量的构成方面，广州有着实力强劲的设计大院，许多项目与政府直接挂勾，并不是以市场化的机制来进行，这与城市本身的设计单位分布有关。深圳有着较多的民企，并且这座城市很新，固有的问题也会更少一些，在制度上可以更创新。
2000年以前，大部分华工本科毕业的人选择留在华工深造、留在广州工作。近十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华工人选择走出去，去国外的学校或国内其他院校。出去后再回来广州的那一批人，同时也带回来了外面的力量。在广州，新的力量正在迸发和成长，本土力量与外来力量的结合碰撞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这个问题，我觉得需要再等待一段时间，交给从外面回来广州的建筑师们，让他们拿作品来回答。
近年来，华工建筑学院一个很大的变化是教育开始专项化，出现了历史保护的专项化，绿色建筑的专项化，城市设计的专项化等，而在教学主体之外，学生也开始自主地专项化。它并不定义一种建筑类型，而是某一方向的延伸。尽管国内许多院校都有在做专项化，但像华工这样很强烈、明确地提出来，带着一种宣言口号式的做法并不多。这个事情可能现在还看不到成果，但十年后二十年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新的变化。
2003年时我曾在深圳工作过一段时间。尽管深圳的生活成本与工资都高于广州，当时在深圳做效果图、建筑模型却比广州便宜，这一点让我在很长时间内不能理解。后来我才从在广深都有效果图公司的朋友那里得到答案——广州这边国企设计院多，制作效果图花的是设计院的钱，不是自己的钱，1500块一张还是1200块一张，对个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差别。而在深圳，有着非常多的民营公司，他们需要去核算成本，有谈判压价的意愿，这样就造成了两个城市间成本和支出倒挂的现象。
“邻城”观点
备注：以下呈现先后顺序，按受访者姓名首字母音序排列。
在北上广这三个城市里，广州是我最不了解的城市。虽然在地理位置上最近，但是它最不透明——外面的建筑师没办法和他们“玩”，他们也很少找外面的建筑师做项目，广州给我的印象是一座封闭的城市。可能是因为“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一些境外的建筑师比较容易在广州拿到一些项目，像珠江新城的许多项目几乎都出自他们，加上广州本地有着强劲的设计力量，本身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圈子。相对来说，深圳比较开放，像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的建筑师也会进驻这座城市。
但是，深圳的“开放”也只是表面的开放而已，因为这里依然有“圈子”。一个外地的建筑师进入到“圈子”时，就会在深圳吃得开。这样的现象形成了一种貌似很开放的状态，但其实只能说他进入到了“圈子”，仅此而已。一旦建筑师在“圈子”之外，项目可能也就和他沾不着边。
作为老牌城市的广州，历史上一直有着低调务实、深藏不露的传统。一方面保守、淡定、地方保护色彩强烈；另一方面生猛、包容和开放程度也时不时令人瞠目。广州于我像家，是温暖的熟人社会，这种感觉渗透到日常政治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包括建筑的实践圈和学术圈。想法上的生猛和另类，形式上的妥协和保守，好像是广州建筑文化圈的“特色”。
深圳没有什么历史负担，更不是一个能take it for granted的熟人社会。例如它提供了许多不同层次的公开竞赛，给了年轻人和独立事务所更多的机会，只要有想法就能通过这一渠道获得实践机会；但也因此，大家始终处于一个竞争的状态，每一个机会都来之不易。
然而，深圳这座年轻城市的弊端在于它的速度太快了，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消化想法、表达温暖；经济效益经常被这座城市摆在第一位。在我看来，深圳是高度市场化的一座城市，每一个来深圳的人，对于经济方面的追求会大过其他方面的追求，导致深圳整个城市内的许多事情，依然以逐利为主。大多数的建筑实践还是冲着“钱”去进行的，对于建筑学方面的贡献和探讨很少。有人去北京或上海可能会是出于历史或文化的考虑，但是多数人选择深圳，除了机会，更多还是为了能赚到更多的钱吧。这是深圳最明显的特点，它影响了所有的人，也影响所有的职业。
城市之间，无所谓好与不好，只有合适自己与否。广州毕竟是一座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城市，不能很简单地从媒体“猎奇”的角度评判。有很多生猛的作品，只是没发现不宣传而已，但无意中反而有更多的惊喜。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所有的建筑师都不约而同地建立了以资本为导向的通用的设计语言体系，广州和深圳的情况其实都是一样的。而以地域文化为特色的这一传统口号的声音似乎越来越弱，尽管广州的建筑师们仍在不遗余力地试图重建一种新的岭南学派或特色。但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议题：一方面要从历史的维度去理解前辈建筑师们的理念，另一方面要重构当代的、基于气候和地域文化差异的新的特色。
我之前去广州参加过一些方案的评审和讨论，发现广州的建筑师在讲述方案时，经常会把自己的设计与历史上的岭南建筑挂勾，但其实并没有任何理论的创新。在我看来，尽管在20世纪以莫伯治和佘畯南等建筑师提出的岭南建筑有着很大的影响力，但这个理念对于今天许多建筑师来说反而构成了一种禁锢和包袱，阻碍了他们今天的现代建筑创作。当然，不可否认，这一过程中也有建筑师是做得很好的，比如像广州气象站这样的作品，基于南方气候的考虑、利用新的生态技术和现代建筑语言去重新解读岭南建筑的内涵，理论上有所突破。
而在深圳，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是，在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之中把具有生命力的日常生活装到一个资本导向的逻辑框架里，对城市生活空间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压迫。深圳到处都是高层办公、集合住宅，很难找到具有吸引力的一种微观的生活场景，它们在城市的进程中慢慢被资本化的运作所吞噬。这也是为何近年来深圳的建筑师会不约而同地对城中村感兴趣的原因。因为城中村提供了一种具有意味的、细微的东西，让大家有所认同，并拿来对抗和抵制城市化运动所带来的资本的空间控制，既而去寻找更鲜活的生活场景来作为我们设计的源头。
深圳的建筑师觉得很难进入广州的设计市场。令人惊奇的是，广州的建筑师对深圳也有同感。地理上广州虽近，但我对北京、上海的熟悉程度都要超过广州。很多情况下，广州甚至是陌生的。在这座“陌生”的城市中，粤语甚至都可能成为外地建筑师进入广州的一种障碍。在广州的一些会议中，偶尔粤语交流，会让我很尴尬，甚至觉得不可思议。
这有可能是两座城市历史、地域、文化，甚至是心理上的隔阂。深圳不觉得它是广东的一座城市，它一直觉得自己是中国的深圳、甚至是世界的深圳，而广州则在一旁“呵呵”。深圳的经济、科技虽然发达，在省会城市广州眼里，它可能和珠海、汕头这些城市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而在经济总量与科创活力上超过广州的深圳，也没有把“老大”放在眼里。我觉得，两座城市疏远的深层次原因在于，由于缺乏足够诚意的交流而导致认同感差，彼此不待见也就少往来。
在我看来，这是一种“看与被看”的状态，两座城市都不太愿意主动走近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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